在中国治沙史上，彰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座小城的独特地位，与樟子松息息相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王剑英  编辑 高雪梅

  2024年7月24日，彰武县章古台镇“55秋”林（张日升/摄）

  盛夏，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天朗气清。

  一大早，74岁的村民侯贵和老伴李树媛带着水桶、水管、铁锹等工具，来到自家附近的林地里，为今年新移栽的一批樟子松苗浇水。侯贵是当地造林大户，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和家人先后在2400亩沙地上种下20余万株树木。

  彰武位处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科尔沁沙地的南缘，是一个面积36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3万的小县城。

  在中国治沙史上，彰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号角，亦是在彰武正式吹响。

  这座小城的独特地位，与樟子松息息相关。

  治沙功勋树

  “到现在为止，樟子松仍然是‘三北’工程乃至后面30年造林的最重要常绿树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朱教君语气笃定，“没有之一。”

  樟子松，别名海拉尔松、蒙古赤松、西伯利亚松，是欧洲赤松分布在远东的地理变种。其树干挺拔，树形苍劲古雅，最高可达30米，寿命可达250年，具有抗旱、耐寒、耐瘠薄等优点。

  它有一个荣誉称号：治沙功勋树

  “目前，全国有超过80万公顷樟子松人工林，分布于‘三北’各主要片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林科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研究员、三北工程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党宏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彰武是辐射原点。”

  党宏忠先后主持的3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均落地彰武，都与樟子松密切相关。他仍清楚记得，2012年冬天第一次到彰武考察时，被皑皑白雪映衬下的高大樟子松林所震撼，“在沙地里竟然能看到森林景观！”

  那是中国第一片樟子松引种固沙林，位于彰武县章古台镇，因为在1955年秋天引种成功，被当地人称为“55秋”林。

  彰武并不是樟子松的“老家”，这种树天然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带上，和彰武相隔数个纬度，引种存活难度相当大。在探索引种之始，业界曾有不少反对声。

  1952年，辽西省林业局在彰武县章古台镇成立辽西省林业试验站，开展固沙造林试验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单位。1953年，试验站科研人员从呼伦贝尔的红花尔基引进樟子松种子，开始育苗试验；1955年秋季，从长春净月潭引种2500株樟子松苗，在沙地试栽成功，成活率达60%以上，即后来的“55秋”林。种子育苗技术则于1962年取得成功。

  1978年3月，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11月，“三北”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技术随之推广应用。

  “在彰武，老一辈迈出了樟子松引种造林从0到1的关键一步。”党宏忠赞叹，“这是件伟大的事情。”

  为什么是在彰武？

  彰武，地处辽宁西北部，内蒙古南行的要冲，东北入关的咽喉，素有“全辽管钥”之称。它一头挑着新中国最早的能源基地阜新，一头连着东北的心脏沈阳，位居东北亚经济圈腹地，其东南距沈阳仅90余公里。

  彰武身后的科尔沁，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大草原，由于滥垦过牧、气候变化等原因，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最终演变成中国最大的沙地之一，也成为京津冀风沙的主要源头之一。其分布区面积6.63万平方公里，其中沙地面积3.51万平方公里，有“八百里瀚海”之称。

  曾经有人计算过，从彰武开车到北京，最少得8个多小时，但如果风力足够大，这里的沙尘飞到北京，会比车跑得更快。

  据历史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彰武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一年365天中有240多天黄沙漫天，土地沙化面积曾高达96%，粮食亩产不足百斤。风沙以每年5—12米的速度往南推进，直逼沈阳。

  要挡住科尔沁的茫茫风沙，固沙造林成为当务之急。在极度困境中，依靠科学引领，彰武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成为新中国科学治沙的起点，被载入中国治沙史册。

  科研聚集地

  2024年3月中旬，彰武迎来了一批重要客人——中国林科院彰武科技特派队。

  彰武科技特派队组建于2023年12月，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之后，中国林科院瞄准三大战区的生态治理难点、堵点，聚焦重大科技需求，举全院之力组建的15支科技特派队之一。中国林科院分党组书记叶智、院长储富祥等院所中心领导兼任各特派队负责人。

  彰武科技特派队共34名成员，其中14名拥有高级职称，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宏担任负责人。

  王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特派队之名带来了强烈的使命感，突出了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凸显了队伍的专门性和灵活性。

  3月，王宏带领8名特派队成员在彰武进行了实地调研，足迹覆盖章古台樟子松苗木繁育基地、万亩人工治沙示范区、科尔沁沙地南部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示范区等14个点位，并和当地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进行了深入交流。

  目前，双方已就特派队为彰武县提供战略咨询、政策服务、技术支持、培训交流四方面的支持和深度合作达成共识，暂定推进2个项目、3个行动。

  “任务艰巨。”王宏表示，“我们将全力以赴。”

  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以下简称为“辽宁省沙地所”）副所长张学利是和王宏当面交流的本地专家之一，他自1993年毕业后进入辽宁省沙地所工作，至今已31年。

  “彰武治沙的最大亮点，是各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密切、科研成果转化迅速。”张学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辽宁省沙地所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辽西省林业试验站，现在章古台拥有面积约4.5万亩的科研基地。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三北局、辽宁省科技厅等政府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均在该基地设有相关科研平台或项目。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沙地所将樟子松育苗技术无偿传授给当地群众，使得章古台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樟子松种苗繁育和集散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特色苗木产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据公开报道，章古台镇现有3600户农民，85%以上从事樟子松育苗工作，全镇育苗面积达1万亩，年产各类苗木约20亿株，年产值达9亿元，人均苗木收入超2万元。

2024年5月31日，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作为“三北”防护林体系一部分的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林场护林员李东魁查看松树生长情况（杨青/摄）

  张学利和王宏是新朋友，和党宏忠则是老朋友，双方团队多年来交流合作颇为密切。2023年4月，他们共同参与、持续多年的项目获得了中国林学会“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项目名称为“樟子松固沙林适应变化环境的水分机制与科学经营技术”。

  项目起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55秋”林持续发生大面积衰退、死亡现象，同时章古台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引发人们对樟子松这一树种是否为“抽水机”、是否应换其他树种造林固沙的焦虑和疑虑。相关争论持续了十余年。

  树种问题一旦误判，将给彰武、“三北”地区乃至全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党宏忠介绍，项目组经过长期、大样本量的树干液流观测试验，以及对樟子松根系分布特征的挖掘试验，结合对地下水位的长期监测，得出判断：樟子松不是“抽水机”。包括该结论在内的国内多项科研成果，为“蒙冤”的樟子松正了名，为国家进一步推广樟子松固沙造林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2024年4月10日，辽宁省沙地所专家韩辉（左）、刘国强（右）在彰武县章古台镇调查樟子松根系分布情况（党宏忠/摄）

  推进系统治理

  2023年8月3日，彰武县嘉宾云集。国家林草局在此召开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片区推进会，标志着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正式启动。

  “歼灭战打响后，我最深的感触是，政府对治沙的重视明显提高，节奏明显加快。”张学利表示，“非常强调系统治理思维。”

  张学利曾两次参加《彰武县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行动方案(2023-2030)》的论证会议，对初稿方案中三大片区的名称提出修改意见，得到采纳。

  目前，张学利主持的“沙地人工林提质增效技术”相关课题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课题试验区亦落在彰武。“如果说20年前治沙，森林覆盖率的增加值是最受重视的指标，那么现在，‘高质量’最受重视。”

  对于彰武未来治沙之路，张学利建议：一是应更重视将生态建设和农牧民增收结合；二是应适当利用本地乡土树种，提高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

  党宏忠则强调，要铭记流沙变森林之不易，持续加强樟子松林的经营问题。

  32岁的路伟伟是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的年轻女学者，2021年，其职业生涯中主持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落子彰武。

  “我的研究课题是樟子松林的退化机制——它到底是饿了？渴了？还是生病了？背后的机理是什么？——为樟子松林的经营提供科学支撑。”路伟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公开数据显示，彰武治沙成绩斐然：全县沙化土地占比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96%降至36.56%，森林覆盖率由2.9%增加到31.47%，扬沙天气已由1953年的43天减少到近10年的平均5天。辽宁防沙治沙的第一道防线向科尔沁沙地腹地北移了13公里。

  当前，彰武正聚焦现存近200万亩沙化土地，全力推进10项治理任务、56个治理项目，确保在2028年提前完成歼灭战任务。

  在章古台镇科研基地内，一块“大漠风流”石碑引人无限遐想。

  石碑是1988年彰武县38万人民所立，表达对彰武几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防沙治沙、创造幸福家园的崇敬感恩之情。碑后刻诗云：“八百瀚海首，苦战卅六秋。足迹遍塞外，智慧献沙丘；几程坎坷路，几番风雨稠。丹心照日月，伟业青史留；绿了章古台，白了少年头。香飘荒沙滩，誉满五大洲；千古传功德，大漠显风流。”

  七十余载时光，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绿进沙退，辽西小城彰武以松为笔，书写了一段大漠风流的传奇。如今，传奇仍在继续。